一、青年亞文化脫嵌于社會文化結構的表征及原因分析

　　就青年亞文化而言，其身為類型多變的亞文化當中的一員，在擁有亞文化基礎特性的前提下，還擁有諸多特有的文化性質。立足于亞文化的實質而言，其可以積極順應社會文化結構的整改，可其所特有的自主與動態性，卻讓其身處當下獨特的世界化與現代話語境中顯現出一種同社會文化結構脫離的現象。

　　(一)新媒體時代青年亞文化脫嵌的具體表現

　　儀式抵抗應該是青年亞文化脫嵌現象最為突出的表現方式。這種抵抗可謂是青年亞文化中最為內核的特征之一。當事者可借助于其多樣化的展現形式來傳達自身的意念及表述內心的想法，進而同主流文化予以抗爭并維持自身的不同，借此來強化自身特性的獨一無二。儀式抵抗指的是“通過對文化符號的個性化改造并使用來顯示自身的存在”的一類抗爭形式，是此類文化擁有相當程度的軟弱性的具體表現，無法同主流文化展開正式的抗爭，如此一來，借助于抗爭與合作的并存的“儀式抵抗”便是其僅有的選擇。就儀式抵抗而言，此類境況的加劇，不代表青年亞文化不接受整改與運用文化符號的形式來表現自我，相反其所代表的是，在融媒體的大態勢之下，經由網絡技術賦權重新獲取訊息自由與財富流通自由并再次達到“文化對抗”的高度。而此類文化所彰顯出的“文化對抗”，是將維護當下當事者獨有的文化理念為核心出發點，并運用網絡的力量，如此一來，網絡科技實際已成為橫亙在兩文化中干擾抗爭程度與周期的首要要素。青年亞文化也正是在這種抵抗加劇的進程中逐漸表現出了“脫離”社會文化結構的現象。

　　“脫嵌”現象也顯示出了青年亞文化本身的異化。在社會極速轉型和經濟發展異常迅猛的大態勢之下，夢想與現實的差距加速了青年亞文化的形成。它獨有的邊緣化、離散化性質在很大限度上重生并打造出了其獨有的文化特質，理應展現出智慧、強健、獨特等特性的文化形式，卻在媒體種種的作用之下，演變成低俗、消極、快餐式為特性的自身欲望的實現，就當事者而言，在其成長進程與主流文化作用方面形成了相當大的干擾。而其異化一般展現在兩大方面:一為功利主義與自身本位的觀念。其通常表現在個人本位，注重自身自由、自身歡娛，極端自私，在主流文化的姿態始終是無視與高傲的。二為非理性的言行表述。其通常借助于過激化的言論與舉動叛逆來對其所反感的事物予以抗爭。在此不難發現，身處競爭慘烈的社會之中，當下的青年在慘烈的外圍條件的干擾之下，所產生的思維方式及價值取向更加主觀化，其在與社會磨合的進程中極易形成叛逆舉動，在這種大環境的作用之下，此類文化朝著異化的方向越走越遠；而其異化造成其同主流文化的距離越來越遠，于文化的整改環節中，進而造成同文化結構“脫嵌”的問題產生。

　　“脫嵌”現象也是對主流文化科學化的規制和排異的表征。主流文化作為整個社會文化結構中的核心部分和引領者，它在一定的層面上可對青年亞文化形成進程有所牽制，就青年亞文化而言，其價值取向同主流文化完全背離，亦或同其間產生無法修補的裂痕時，主流文化對其的牽著則進一步升級為排異。由此不難發現，就當下國內的境況而言，兩類文化間的核心問題通常展現在如下兩大層面:一是個人同集體主義的矛盾。青年亞文化側重張揚個性，對權利和自由更加注重，而我們社會的主流文化則更注重社會規則、社會責任，宣揚的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但在社會急速轉型和發展的當下，似乎要培養出青年正確處理集體和個人關系，實現自我綜合發展的理念變得更加艱難。在青年追尋、完成并落實自我所尊崇的價值觀念的進程中，對于身處的集體環境是其無法脫離的，尤其是青年不容易規避言行失范的不確定性，價值觀念和主文化排異都是蘊含其中的。二是青年亞文化自身的離散性與主文化聚合性之間的矛盾。在多樣化價值選擇的大勢之下，其極易處在價值不明確，甚至脫離大方向的境遇之中，價值選擇呈現出離散性的特點。但是，作為主流文化，其在社會文化發展和前行的大河之中起著支配和決定性作用，其圍繞文化形態環節上展現出了牽制與整合的雙面作用，是價值選取聚合性的具體展現。在該前提下，我們可以得出，青年亞文化“脫嵌”問題的產生不能歸因于主流文化的不夠寬容，造成此類問題的癥結則是失范的對策。

　　(二)新時代青年亞文化脫嵌的原因分析

　　當前，在傳統媒體和網絡新興媒體的共同作用下，我國青年亞文化呈現出的自文化結構脫嵌的現象不是某個因素作用的結果。站在客觀的、系統性的、歷史性的層面而言，對國內的青年亞文化寓意總體性地管控，最少要從如下三大層面予以系統進行分析：

　　第一，物質和消費主義的影響是青年亞文化與文化結構脫嵌日益加劇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一，自改革開放至今，社會經濟的壯大與社會轉型對于青年亞文化的形成與壯大產生了極為關鍵的作用，物質主義理念隨后大肆流行。就物質主義而言，其對于時下的民眾生活的作用通常表現在兩大層面：一是其自身所涵蓋的欲求是加速當下經濟持續迅猛發展的一劑良藥;二是其相關觀念的拓展對當事者而言實則在消解著他們的精神，將當事者所具有的自由抉擇局限在了物質主義層面，精神同物質發展間形成結構性的“墮距”，當事者在追尋物質生活的進程中產生“精神空洞”，而該進程多半是借助群體性文化為特性的。其二，對于青年亞文化而言，消費主義對其“脫嵌”問題的干擾不容小覷。其形成與壯大的進程，同商業邏輯的聯系異常緊密，彼此間擁有一類互構的關聯，該關聯倘若不加以干預，以及成為惡性互構。消費身為實現民眾基本生活訴求的一大方式，其同樣可淪為逐利的一大辦法，還能輕易操控社會。就消費主義而言，其可以將全部物體及其關聯性歸入其剖析架構之中，并可借助于其相應的觀念來對其自身的意義予以權衡。在其作用之下，青年亞文化的“脫嵌”通常展現在如下兩大層面之上:一為消費環境中當事者無法脫離“消費主義旋渦”，其在該環境下所展現出的消費理念與舉動同其他群體間的距離相去甚遠。二為青年在消費水平上處于劣勢，立足于資本思維的立場而言，其早晚要遭遇被消費隔離化的境地。其身處消費訴求遠勝于消費實力的矛盾處境之中，如此，其自身的訴求時常被無視，因而對于此類人群，其在消費理念與舉止方面主流消費趨勢間的鴻溝難以修補，并對此報以抗爭姿態�？墒�，這類的抗爭非但不能扭轉此類糟糕的境遇，相反抗爭無效后將會化作無奈且默然的退讓。

　　第二，社會中工具理性的頻繁干擾是青年亞文化脫嵌的又一重要原因。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按照當事者舉動產生的出發點將社會行動分為兩大類：一是價值科學的舉動，二是目的科學的舉動。其中目的科學的舉動即工具理性，其所側重的是行動結果效益的最大化，為將先前設想的目標落實到位，當事者將會使用的最為科學高效的操作辦法；價值科學的舉動即價值理性，其所側重的是行動本身具有的意義而不是行動結果的效益�！巴ㄟ^有意識地對一個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闡釋的特定行為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 “脫嵌”這一問題的成因主要是在于社會工具理性態勢的深入強化。一方面，工具理性在精準的“計算”圍特性，從實質上來說是“投入與回報”科學化剖析形式。在此剖析形式下，全部自主化的價值觀經由利益計量予以最大限度地消解；其二，工具理性處在解構與建構之間，沒有價值組建的實力。此外，其在價值方面偏向于無意識化。當下社會為民眾帶了無限的物質與精神滿足后，也為其造成了相應的問題，在當下個體主義流行、工具理性不斷增強的大環境下，社會主體漸為“空洞化”。如此一來，此時的“脫嵌”問題無疑是青年者在工具理性的作用之下，社會舉動主體空洞的一類精神層面的表現。

　　其三，社會轉型期社會擁堵的作用。在國內經濟些許年來持續迅猛發展的大態勢之下，社會逐步呈現出單調化、擁擠化的性質。在社會主體多變的當下，特別對于青年而言，基本無法按照同一航向前進，“以致于逐漸滯留并聚集在某個特定的社會空間從而造成社會擁堵的形成�！�。我們在認真研究社會擁堵形成的內因，不難看出:一方面國內當下轉型的時空壓縮。經由社會大范圍變革，改革開放在中國大規模實施，歷經四十年的風雨洗禮，我國完成了自身綜合實力極速的發展，同發展前沿的國家相比，我國的發展空間相比要小得多�！皶r空壓縮下的‘歷時性矛盾共時性承受’也催化產生并使得大量可以和難以預料的矛盾、風險和問題堆積�！碑斚聡鴥鹊恼{節系統無法適應利益結構固化和社會階層日益顯著的節奏，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社會擁堵的問題。另一方面，社會斷裂和整合的結構性張力。社會擁堵現象在現實社會中的出現就是社會斷裂和結構性張力所造成的。在結構斷裂修補的過程中，社會擁堵問題不利于國內大環境的公允與公正。變革將經濟的飛速壯大與社會公正置于首要位置，社會擁堵造成青年者無法借助于當下已有的辦法來完成自身的目標與意義，極易產生兩極化的心態，無法取得心態上的平衡，極易走極端。

　　立足于當下國內的實際境況而言，其所展現出的是數種異質性文化互為爭鋒的局面，青年于文化沖突與價值演變進程中找到獨屬自我的精神境界。當上一輩不能為其指明方向及緩解高壓時，其多半會嘗試躲避、無視等辦法來展現完全迥異于主流社會的自我特性與不同，并產生集體性的價值理念。如此一來，立足于心理生成機制的視角，亞文化價值觀便是當事者嘗試化解困境時的具體表現辦法。

　　二、青年亞文化之于整個社會文化的效用邏輯

　　就整個社會文化而言，其是由數個多變化的文化形式共同組建而成，其彼此間互為牽制、互為作用。青年亞文化身為該進程中舉足輕重的一環，對文化符號的產生、文化結構裂痕的修補和主流文化變革力量的強化都擁有重要的作用。

　　（一）青年亞文化是社會文化結構裂痕的一種修補機制

　　在當前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氛圍下，社會文化結構呈現的分裂與重組，大眾文化在經濟迅猛、市民結構產生外加推廣媒體的層出不窮等多個前提下發展迅猛。身為主流文化架構當中兩大不可或缺的構成成分，主導與大眾文化因其自身的不同而問題重重，為此文化結構也產生了極大的斷層。而類型多變的青年亞文化便在此類斷層中日漸突出與壯大，并以修補與替換的形式投身于文化結構的構建進程之中。其一，對于青年亞文化來講，其借助于自身多變的文化類型與龐大的滲透能力，將主導文化同大眾文化的邊界經由柔性處置的辦法，以此消除彼此間的對立關系，在很大限度上展現出了拓展文化結構與增加社會內涵的影響。在現實生活中，其對外展現出的是同主流文化對抗的性質，可實質上卻涵蓋著對文化結構總體予以拓充的性質，在很大限度上有效防止文化的塌陷。其二，就青年亞文化而言，其有著圍繞主導文化的局部替換的功用。如若主導文化遭遇冷落、質問的境地之中時，其在相當的時間內將會替代主導文化，并借助于多邊的語風與展現形式來博取民眾的關注并作用于某些功用。以主流文化的精準性與明確性為核心出發點，其具備多變性、不明確性等性質，加之其自身在流動性環節表現更為突出，并借助于耳濡目染的辦法準確融入到文化結構的每個縫隙中去，以此完成彌補與替代的重塑作用。

　　（二）青年亞文化是社會文化符號的產生源

　　文化符號是社會文化的載體，正如萊斯特·懷特所述“正是符號，才使得人類從一個幼兒轉變為人�！盵7]文化符號的產生和應用依然是民眾對自身、人類與外圍環境的對象化結構性機制。其身為文化創建主體的核心構成，青年經由對文化符號的創新與運用來展現自身的意念與組織意念的水平，這類超凡的水平實質上是圍繞社會總體文化符號的一種“反哺”。青年群體追求自我和自由，此群體產生的亞文化符號必歸于尋常生活，通常展現在兩大環節:一是青年者多半經由借用、粘貼、轉移等辦法，將對先前符號含義的解構與語境轉換為前提，新型文化符號所代表的是，經由層出不窮的傳媒方式來對其予以大范圍的推廣與拓展，其一圍繞主流文化展開抗爭或消解，其二為主流文化供給更多全新化的符號資源。二是青年者為在現實中展現出本身的獨特性，時常擁有主動產生新型文化符號的想法和水平，這無疑是其展現個人意念的核心辦法。此外，這同樣是總體文化符號持續變革的力量由來。

　　（三）增強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創新活力

　　就青年亞文化而言，身為文化結構中舉足輕重的一環，由獨有的異質性為文化實踐注入了新的活力，同主流文化背離與抗爭的特性也是其得以存在的一大前提，同樣也是加速主流文化變革的核心要素所在。在實際進程中，兩種文化間的關聯并非水火不容，相反，則是互為作用與融合的:就青年亞文化而言，其一，其擁有突破自我與打破困境的實質性質，如此才展現出了同主流文化間的抗爭與對峙。探究形成此類問題的原因所在，多半是此類文化在政治、經濟、社會等環節上資金的不足所引發的，身處社會結構的“邊緣”，使得其無法融入到主流話語架構中去。資金與話語權方面的失利要求其需要以主流文化及社會規范為準則。此外，無法在主流文化進程中占據主動權，在這種大氛圍之下，極易形成消極情緒，無法與其他社會群體融合到一起，造成其多半表現出反主流文化的特性，力爭能在激烈的競爭氛圍中打破常規，找到自我價值與意義。其二，對于青年亞文化而言，它的出現是合乎自然法則的，同主流文化成對立之勢的同時，又基于同主流文化實力的懸殊，要依賴于后者，彼此互為作用的同時，又在文化結構的無限變化中找到平衡。很顯然，彼此間的抗爭與融合，使得其在圍繞主流文化的影響上非但不會改變主流文化，相反還會加速其想著更為多樣、更為全面的環節轉變，從而加速了文化結構的變革更新。在此值得說明的是，其將與主流文化的差別為前提，并將這種特性予以留存為目的，形成完全有別于主流文化的特性，且借助于堅持不懈地革新來完成自我的成長與壯大。

　　作者簡介：卜建華：濱州醫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煙臺大學兼職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青年亞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